内容简介:
罗叶明(本书作者)曾在美国数个顶尖的软件/IT研发机构工作达25年之久,参与了众多软件管理与软件工程的研究和实践活动,并多次主持不同产业的罕有的大型软件项目的开发。丰富的软件战场实战经验,使得作者辨析出了目前全球软件管理存在的一个重大盲点,即目前全球没有一种完整的管理思想、管理理论以及管理方式能够有效地应对诸如软件开发等智力工作者的管理。
美国在“管理”和“软件科技”领域虽然一直被视为学习的典范,但极少人会留意到她在软件管理方面存在巨大漏洞。现在美国开发大型软件的失败率,与5年前或者15年前,甚至25年前相比,都没有明显改善。原因在于,美国在软件管理上存在根本缺陷(盲点)。企业对软件开发者仍然实施工业时代的工厂式管理,通过机械地控制时间、成本和质量来管理具有高度创造力发挥的软件开发工作(少数企业则认为管无可管,放任自流),所以在不乏投资、实验及实践的前提条件下仍然难以进步。这个漏洞对美国、甚至全球软件/IT业的发展都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只有填补了这个缺口,才能使软件管理较以往得到快速提高,使软件制造能力(尤其是大型软件的制造能力)大步跃前。
本书主要以软件/IT业为例,在分析软件管理特殊性的基础上,针对盲点提出解决方案“第八个管理”,同时书中也涉及到实用性的软件商业运作要门。中国的软件业完全可以率先突破这一盲点,建立软件管理的新标准,不必重复美国、印度所走过的冤枉路,迎头赶上而成为世界软件的NO.1。其中,“第八个管理”理念的提出,则是作者在多年软件行业复杂艰辛的开发过程所验证的方案,其主旨不是教人不劳而获,而在于教人如何自我充值。
这套解决方案被取名为“第八个管理”

,是与管理的传承性分不开的。从16世纪到现在,管理学的思维一直在慢慢演变。如果我们算最早的manus是第一代,maneggiare是第二代,ménage是第三代,亚当·斯密是第四代,詹·穆勒是第五代,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美国工程师们的理论是第六代,弗雷德瑞克·泰勒的理论为第七代(工业时代的代表),那么“第八个管理”可算是第八代了。第八代所面临的是21世纪的智力时代,其关键要解决的问题是智力生产的管理(包括商界和政界)。与传统的工业时代管理(即认为管理就是驱动和控制机器和人(体力工作))不同,智力时代的管理关键是要驱动智力工作者的动机和责任心,协调智力工作者的沟通和合作来增强他们的脑力产出,并公正地记录其承诺的兑现,管理其工作的后果。这种新的基于“承诺”的管理方法相信能够揭开管理学新的一页。
当然,“第八个管理”

的理念同样适用于其他类型的智力工作行业和个人,能在非常广泛的智力工作领域(除软件业外,如金融业、政府项目管理,生物工程项目管理等)帮助管理者摆脱工业时代的管理束缚,在各自的领域有所创新和发展。
第九章 增强自行管理
9.2 传统管理学没有鼓励我们自行管理
传统管理学最初关注通过机器提高工作质量、增加产出,后来关注通过人力提高工作质量、增加工作成果,都是往外看,很少注意到从人内部来探讨管理方式的变革。
罗马帝国时代的军队就是一个自行管理甚少的典型官僚机构。当时军队一个指挥官的喊声可以被多少下属听到,他就可以领导多少人,这些指挥官又向上一级领导负责,依此递进形成金字塔形的官僚机构。指挥官只要下令进攻,下属是无需思考,开枪或前进按统一步伐进行就可。士兵如同机器,没有什么自行管理,仅有的想法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武器。
工业时代的日常管理活动也不鼓励自行管理。工业时代追求“控制”,无论是衡量业绩、人与人之间沟通、投入产出、支付报酬或传递信息,都在上级的紧密控制下。在这种以“物”为中心的思维套路下,即使有独特的创造性也无需发挥出来。
知识/资讯时代的管理对象变成了人的知识和头脑。如施乐打印机的销售人员不再是自动售货机般地卖打印机,他们销售的是一种产品理念、公司形象和服务;农场里的农民不再是播种收割的机器,而是坐在电脑前根据产量预测曲线、天气以及生物生长探测器在大脑里作生产决策;软件开发人员更是可以将客户的需求抽象为程序,形成一套解决方案。
自行管理与工业时代管理模式的区别是着眼于人的内部因素,由内而外,将外部的控制变为内部的自我约束。如游击战的管理方式就和罗马帝国时代的皇家军队很不一样,一个游击队的成员数量少,可以根据情况的不同灵活多变、神出鬼没。虽然每个游击队也有一个指挥,但行动的决策常常是由每个游击队员自己决定的,这就要求队员具有高度的自行管理能力。知识时代的管理学其实和游击战的原理类似,每个人都可能是“管理者”,而且应该是“管理者”。